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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木匠还不是我岳父的时候,他就是我佩服和敬重的人。木匠么,你只要想想三四十年前的农村,你就知道他是多么的吃香。我佩服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我们村里的历史了如指掌,许多事情我都是听他说的。

我们村叫周家窝棚,你一听就能听出来是农村一个不知名的村子,说起历史呢,这名字和我们家有关,这你多少就明白了,我们家姓周,是这个村的大户。据说我们家祖辈也是闯关东过来的,最早他们落脚在长春附近一个叫九台的地方,后来就搬到了这里,那时这里还叫永吉州呢,就是现在的吉林省永吉县。据说祖辈们来到东北看看土地肥沃,插一根筷子都能长出树来,就把老家的本事拿出来了,种瓜。先是种地瓜(地瓜算不算瓜啊),后来种西瓜,让他们意外的是,这里的土地虽然肥沃,却不是产地瓜和西瓜的地方。到年底,地瓜长的象土豆纽子,西瓜结得不扁不扁圆不圆,最关键的是不甜,这让他们很伤脑筋。后来,他们看附近的人都种香瓜,就改种香瓜,这一下出了名,远近都知道周家种香瓜厉害。周家那时候开垦瓜地有几百晌,很是壮观。夏天的时候,沃野千里,瓜香远飘,十里八村的人都拿着土篮子、腰筐上这里下瓜来,那情景就象赶集。瓜地的四周搭起了看瓜的窝棚,远远望去很醒目,一说下瓜,人们就说:去周家窝棚。于是,就有了这个地名,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这个村庄。

这当然都是老辈子的事情了。现在周家窝棚还叫周家窝棚,已经很少有人种瓜了,种瓜的也大都不周姓。偶尔有人提起周家种瓜的事儿,恍若隔世。王木匠唠起这事儿就会说,都败在你父亲手里了。王木匠说,你爷爷那辈还种瓜呢,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去偷瓜,你爷爷经常出其不意地把我们抓住,然后一边骂我们小兔崽子糟害人,不会挑瓜,一边领着我们挑瓜。你爷爷人好啊,总是一边骂我们,一边交教我们如何挑瓜。你父亲不行,你父亲从小就不务正业。

对于王木匠的说法,我一直半信半疑,如果是别人说我可能就相信了,可这话出自王木匠之口,我认为肯定有些出入。这里面的原因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我父亲外号叫周大拿,和王木匠两个人在村里都是能人,他们一个是木匠,一个是画玻璃画的,照理说呢,两个人应该是合作伙伴。木匠大家都懂,现在木匠活也还算吃香;画玻璃画许多年轻人就不太知道了,因为这些年不兴这个了。往前推三四十年吧,那时候东北农村流行一种家具叫炕柜(也叫炕琴),这种柜说起来是满族人用的一种家具,一般放在条炕或者火炕的一边,用来装被褥等物品,一般是上下两层,门有对开有四开的,底下有二十公分起脚,塞些烟笸箩什么的。而那玻璃门上一般都是画的玻璃画,那些玻璃画也都是有名堂的,什么鸳鸯戏水、松鹤延年,什么花开富贵、荷叶蛙鸣,总之都是吉祥的。王木匠呢是打炕柜的高手,我父亲呢是画玻璃画的高手,你说这两个人要是联袂,那该多好啊。可是,正应了那句老话,一个槽子栓不了俩叫驴——这个比喻形容我父亲不太合适,还是改成“一山容不得二虎”吧——总之是两个人无论如何尿不到一个壶里,王木匠说我父亲矫情,我父亲说王木匠难处,两个人各有各的理由。我还是比较倾向我父亲的说法,我父亲说,这人别看他蔫巴,蔫巴人咕洞心(东北话,指有心计)。他是一点亏不吃,咱和他打不起交道。但说是说,其实他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一起合作,因为这里四邻八村做家具和画玻璃画的没人能超过他们的。请的人不知道他们有矛盾,一般都是请了王木匠的同时也就约好了父亲,也有的先和父亲打了招呼又去找王木匠,这就使得这对冤家无法分开。好在对外两个人还是互相给面子的,请父亲的人有时候为了显示自己有面子,就说,我还请了王木匠。父亲就唔一声,也不作态度。有的先请了王木匠,提起我父亲,估计王木匠也是同样的表情同样的态度,要么他们不会有那么长时间的合作。他们二人碰不碰面取决于东家,如果那家不着急,一般都是王木匠先去做,木匠活差不多利索了,油漆都油好了,王木匠就先走了,打出的家具散发着木料和油漆的芳香,我父亲才去作画。如果东家不着急,我父亲那时也是不紧不慢的。如果那家是为了赶工(一般都是结婚),等王木匠的炕柜四框一弄好,我父亲就早早赶过去,只要王木匠做的门框一出来,我父亲的玻璃画也出来了,那边一油漆,妥了,又快又好。这时两个人就坐在一块喝酒,喝酒的时候,父亲的话多,王木匠话少。父亲总是爱敲打王木匠:听说你接了秦寡妇的活了?王木匠不愿意搭茬,只是唔了一声。父亲就说,她也和我说了,她儿子腊月二十结婚是吧。父亲这是明知故问,王木匠开始下地找鞋,东家说,你干什么?王木匠说,我家里还有点事。东家看王木匠脸色不对,东家说,别价啊,我这还没上桌呢,我咋也得陪你们老哥俩喝两杯啊。东家一拽,王木匠就显得撕撕巴巴的,就不好坚持再走,就说我上趟厕所。父亲就在炕上说,让他走。说着随手把王木匠的鞋扔在地下。原来,王木匠的走也是一种要挟哦,是做给东家看呢。东北人待贵客礼仪重,来的客人不管你穿什么鞋都要放在炕上,一是尊重,二是因为火炕暖啊,放在上面一会就给你捂热了,待到走的时候穿起来暖暖和和的,让人心里发热。父亲这一将,王木匠就真得走了,人家把鞋都给你扔地下了,你还能不走么?东家不知所措,说那你一会回来啊?王木匠噘嗒噘嗒走了,帽子都没戴,那可是腊月啊。父亲说,他和王木匠造掰了就是这么点事情。父亲对我说,你说他小心眼不?你说我也没说什么啊,我一提秦寡妇就好像捅他肺窝子似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里面有典故。秦寡妇是我们村的一个漂亮女人,早年丧夫,拉巴个半大小子生活比较艰难,那时候王木匠兼着队里的仓库保管员,看秦寡妇母子很艰难,就偷偷趁夜里给秦寡妇送点黄豆,黄豆当然是仓库里的。那时候正是六七月份青黄不接的时候,他来到秦寡妇门前敲了敲门。秦寡妇问谁呀?他说,我,王木匠。秦寡妇说半夜三更的干啥啊?他说,我给你拿点豆子。秦寡妇照理说应该出来开门,可他等了半天,门就是迟迟没开。他只好把豆子又拿回了仓库。事情没过多久,他就被队里莫名其妙地给罢免了,他百思不得其解,就和父亲说起了这件事。父亲听了呵呵一笑,说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队长看青时后半夜都在她那里睡,你那天是赶上队长在那呢吧?王木匠一听恍然大悟。这件事情不久就传的全村人都知道了,这样的事情在农村是保不住密的,王木匠认为必是父亲说的无疑。凭我对父亲的了解,这可能是一种冤枉,很有可能是队长为了炫耀自己说的,当然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追究起来已经没什么意义。但王木匠自此对我父亲恨之入骨,而那天我父亲的玩笑就显然欠妥,他们后来都没有去秦寡妇家,因为事情发生了变故,秦寡妇的儿子不结婚了。这原因我在后面还要说。

他们自此分道扬镳,王木匠打他的家具,我父亲画他的玻璃画,不管谁来请,他们都是各干各的。有那着急的,父亲就说,你让王木匠把柜门先做好了,送来。那人就回去和王木匠商量先做柜门,王木匠就说,哪有先做柜门的,你让他再等几天吧。那人就很为难,就等。等到柜门做好了,那人就催得有些急,就在父亲面前掐算日子,像热锅上的蚂蚁。父亲就说,这你怨不着我,要怨你就怨王木匠。话传到王木匠耳朵里,王木匠就气得咬牙切齿,说这个周大拿真不是物,让他儿子这辈子找不到对象。要不说这说啥来啥,王木匠打死也想不到后来他做了我的岳父。

如果不是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这对冤家不知道要对峙到什么时候。八十年代开始,炕柜突然不吃香了,我们这里的人看城里的人结婚打立柜,买四大件什么,也开始兴起了立柜,只不过这立柜是从炕柜改造的,也是对门的。这对王木匠的手艺没啥影响,父亲的手艺却受到了挑战,那时候流行一种烙铁画,就是用一种电阻丝在柜门上作画,柜门是用胶合板做的,不知道从哪来个年轻人(后来据说是县文化馆的)蹲在炕上画烙铁画,山川景色,花鸟虫鱼,活灵活现,远比父亲的玻璃画生动,而且和那种流行的柜特别般配。

再也没人来找父亲画玻璃画了,父亲自以为可以吃一辈子饭的手艺一下子变得一钱不值了。偶尔有人来找,也是一些老古董了,都是老辈子的人,给你一捆葱一辫子蒜就算给面子了,你能不画么?我们家的生活立刻变得拮据起来。关键是一直被叫做周大拿的父亲,面子也矮了,过去在村里谁不给面子啊,父亲爱开玩笑,而且玩笑开起来没个轻重。夏秋的时候,当暮色降临,炊烟四起,远山在雾霭中变得朦胧,家家等待吃饭的时候,父亲常常和一群人站在小桥头上闲侃,父亲的话总能引起大家的赞赏和哄笑,等到家家往回喊男人的时候,那些人都不愿意离去,这使得父亲总是差不多最后一个回家。村里头有个大事小情的,队长有时候也要上门来和父亲商量,不光是家族的原因,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父亲常年在外面见多识广,有面子。可是,这一切随着玻璃画的消失也有了悄悄的改变,小桥头再不是男人聚集的地方了,即便有也没人那么捧着他了,有时候还要和他争执一下,特别是那些年轻人,人家从广播里知道的东西比你多,人家不管你是周大拿还是王大拿,弄到后来父亲自己就不去了。

父亲开始借酒浇愁,父亲以前也爱喝酒,那时候坐在别人家的炕上,他有他的规矩,只喝“榆树小烧”,一瓶大概在一元左右。几乎不用他说,每家都知道他的这个习惯,所以他就常年坐在别人家的炕上喝“榆树小烧”。不管冬夏,他总是自己揣着一个上窄下宽的锡壶,让人家把酒倒在锡壶里热上,不多喝也不少喝,就那么一壶。他说,喝凉酒花脏钱早晚是病,我是不喝凉酒的。可是,现在就没那么多讲究了,他在家里只让母亲去打一毛一两的散白酒,他说这才是真正的粮食酒呢,榆树小烧比不了啊。他照旧是把它们装在锡壶里,母亲要去热,他说不用不用,弄那热咕嘟的干啥,就喝下去,照旧只是一壶。喝完了倒头就睡,我估计我父亲后来得了脑血栓,和这种心情这种喝法有关,当然这是后话。

在父亲日渐衰落的时候,王木匠却是蒸蒸日上。不管父亲怎么嫉妒,怎样赌咒,王木匠却开始进入他的辉煌时期。王木匠先是到外村做活,后来到外县做活,他的手艺和名声越来越好,他已经不屑于和我父亲争斗,他的战场已经遍布天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后来他竟然把活计做到城里去了。

王木匠到城里做活是秦小满介绍的。秦小满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就是秦寡妇的那个儿子。在周家窝棚,秦小满可算是一个人物,小的时候由于没有父亲管教,他就不爱读书,好在那时候读书也不是唯一出路,就早早干活了,他小小年纪就走南闯北,今儿个修水库,明天修梯田的,背个行李卷抬屁股就走。别看他小学都没毕业,自己的名字都不怎么会写,可是脑瓜子好使。要说打仗,撸起胳膊就往上冲,生死不怕,贼讲;要说唠嗑,见啥人说啥话,贼油。大家说,这小子从小得队长济了,队长睡他妈,也顺带着把他那脑袋瓜子给睡活泛了。不管人们怎么说,秦小满却是最早进城的人。那次本来要结婚的秦小满,因为女方彩礼要得太高,一气之下出走,到城里当民工去了。那时候还轻易没人敢往城里闯荡,秦小满当时也是无奈之举。

谁也没想到秦小满这一走却出息了,他开始不断地往家里邮钱,秦寡妇见人就说儿子又给她汇了多少多少钱,那样子是儿子发大财了。这个一辈子在人面前没抬起过头的女人,一旦抬头就有些不知深浅,她没事就往供销社跑,买回来很新鲜的布料和鞋,让村里的那些女人们羡慕坏了。

开始时大家不怎么信,说那小子会啥呀,他是不是到城里偷东西去了,他一个混混靠出苦大力能出息到哪去?到了年底,秦小满回来了,是打着出租车回来的。村里没来过汽车,也不知道什么是出租车,只看见秦小满从车上西装革履地走下来,大冬天的剃着个平头,腋下还像模像样地夹着个皮包。秦小满和大家打着哈哈。

在外面活动的多是些打雪仗的孩子和赶车往地里送粪的车老板子,小孩子看见车围了过去,小满一边摸着孩子们的头,一边给孩子发糖,那天几乎所有周家窝棚在外面打雪仗的孩子都得到了一块秦小满发的糖,那糖是没见过的,上面印着一个孩子们喜欢的大白兔,吃起来特别好吃,有识字的家长认出那是上海产的,就也跟着尝了一口,真甜。而那些车老板子当时大都抱着鞭杆子坐在车上,在远处观看。他们眼看着那个经常剃着光头、穿着散花了的衣服在村里到处跑的没爹的孩子,如今变成了眼前这个从轿车上下来的人。他们那时候谁没帮助过他啊,这家吃一顿饼子,那家吃点咸菜,虽然没什么好吃的,但看着他大口大口地吃心里舒坦啊。可眼前这是剃着平头、一身西装的家伙是那个秦小满么?好在秦小满已经笑嘻嘻地走过来了,走到他们面前,秦小满王叔李叔地叫着,叫得他们好不容易才醒过神来,秦小满又挨着个的和他们握手,他们就都把手往回缩,他们认为自己的手有些脏,不好意思和眼前这个西装革履的秦小满握手。他们说,小满,你回来啦?他们明知故问,秦小满就说,回来了。呆会儿我去看你们,眼里有些感激的目光,就冲他们抱抱拳,走了。他们心里就有些不是滋味,牛儿喷着雾气,马儿打着响鼻,他们宁可相信那个祈求他们帮助的秦小满是真的,也不愿意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可这的的确确是真的,这让他们很不舒服。他们很不耐烦地抽了一鞭子牛或者马,驾!他们喊。牛或者马很无辜地看了他们一眼,就奔冬天的田里走去,车轮子压在雪地上咯吱咯吱的,他们感到今年的雪格外的大,去田里的路也有些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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