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宝乖不哭轻点插 一个男人出差回来-工具三题

之一

有一次,村里开大会。村里很久没开过这样大的会了。所以很多人早早到了场。他们一边抽烟,一边说起了一二十年前开会的盛况,远远看上去,给人一种世事如烟的感觉。那时还是老支书和老村长。现在,他们都死了,所以这些早来的人,心中不免有些淡淡的遗民式的悲凉。他们希望会早点开。如果不开会,他们做老百姓的感觉就不准。一开会,他们立时耳聪目明,松散的骨头又会紧巴起来了。

腊贵是早来的人群里的一个。他抢到了第一排的好位子。他眼巴巴地紧盯着主席台上的一张老桌子和桌子上的麦克风(他们叫扩音喇叭)。桌子的侧面还写有“青峰大队”的字样。由于多年没有开会,一下子,他都不知道怎么开了,比如坐相,眼神,手该放在那里,脚并拢还是不并拢。他换一个姿势又换一个姿势。他有些如坐针毡了。很多人在说话,嗡嗡嗡嗡的。又不是蜜蜂。他最讨厌开会时说话的人了。他不满地向后面瞟了一眼。这一瞟不要紧,他心里微微一惊:自己坐的凳子仿佛太高了一点,屁股都齐着后面人的胸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头快和主席台一般高了,那怎么行呢?他忙把凳子翻倒着坐。对,这样就好多了。

大会开始了。村长咳嗽了一声,往话筒里讲话。这段时间村长占了上风,所以是村长讲话。下一段时间如果是支书占了上风,那就是支书讲话了。大家总是这样迅速地知道了他们争斗的结果。村长说。村长还没有说,又咳嗽了一声。仿佛一个人换了一双新鞋子,要先原地踏步蹬几蹬,才舍得迈出脚去。村长终于说了。村长说,今年地里一律不种棉花,种柑橘。当然,村长先谈了目前的大好形势和上级政府的规划要求。村长为一些领导人物的名字从自己嘴里出入而自豪。村长的声音从话筒里面源源不断地放大出来,腊贵想,就好像他把稻谷倒进轧米机的斗子里,出来的是烘热喷香的大米。或者是,把大米倒进一种膨化机里,出来的是白白胖胖的米蚕。有一种令人爱不释手的味道。他吃了还想吃。当然永远也吃不饱。

不知什么时候,村长的话完了。村长说,不能老是我一个人讲,下面,我想听听群众的意见。腊贵,你上来给大家讲几句吧。

腊贵弯着腰站起来,伸出手,小拇指指着自己,大拇指向着村长,眼睛从逗号睁大成问号,意思是:我?

村长点点头,说,对呀,难道我们村里还有两个腊贵不成?

腊贵的脸像用辣椒擦了似的,火烧火燎起来。他搓着两只老鼠一样吱吱叫着往腿缝里钻的手,说,我没什么可说的,我没什么可说的。

村长说,你没什么可说的也请你到台上来说。村长说着,就把扩音喇叭拿了起来。

那个“请”字吓了腊贵一跳,就像一块石头压在他身上,为了把它搬开,他不得不慌忙跑到台前来。他对着喇叭里说:我没什么可说的。

我——没——什——么——可——说——的——

他看到自己的声音也变成了白白胖胖的米蚕。

他又对着喇叭里说了一遍。

他一下子来了胆量,也不管村长的脸难看不难看了。他兴奋起来了。他从不知道自己的声音也能这么好听。这么粗壮。这么气吞山河。就像村长一样。振聋发聩。气势汹汹。相貌不凡。就像小鸡长成了大鸡。小狗变成了大象。他一下子不认识它们了。它们在他面前大模大样下蛋然后喔咯嗒喔咯嗒。或者长鼻一卷一声长吼,撒开巨大的四蹄奔跑……

后来,腊贵成了村里第一个买功放机的人。他喜欢把音量调至最大,插上话筒,噗噗拍打两下,然后对着里面说,我没什么可说的。

之二

道热是个口讷的人。甚至还有些口吃。一激动,话就在他的舌尖上爬不上去,像载重的板车上一个陡坡,车夫颈上的筋暴胀着,车轮在一个劲地打转,旁边的人听得难受。假如真要是拉车,那还好些,他们可以去帮一把。可这事,他们是一点忙也帮不上,只有干着急。道热的口吃来源于小时候他对别人的口吃的模仿。口吃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可以像虱子一样从他身上倏忽跳到你身上去。看着别人红脸涨颈结结巴巴,你觉得他是骑在一头尾巴上浇了汽油的水牛上,火光噼噼啪啪,牛乱蹦乱跳,很好玩。可等你也骑上去了,才知道下来是那样的难。为了矫治自己的口吃,道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蜷曲的钢筋拉直一点点。他吸气,然后把嘴巴张得河马一般大,上腭和下腭在不停地扇风,很久很久,才有一个词或一个句子越过千山万水,从他嘴里小心翼翼探头探脑地跑出来。万事开头难,因为第一个词或句子的突围侥幸成功,后面很快会跌跌撞撞跑出一堆来。口吃使道热的自信心受到了严重损害。尤其是在姑娘们面前,美好的话总是被别人抢先献了上去,他眼睁睁看着美丽的姑娘坐在别人的自行车后座上,一颠一颠地跑远。说话对于他来说,成了一件无比吃力的事情。像把湿柴晒干,他需要准备的时间太长了,谁有这个耐性呢。但有一次,他惊讶地发现,他唱歌并不结巴。而且流畅得令人惊喜。唱歌和说话,它们在同一条声带上几乎是井水不犯河水。为此,他又发明了一种发声的方法,那就是,以唱歌的形式把第一句话说出来。这样,第一句话就被赋予了华贵的色彩。嘴巴一熄了火,他就马上用唱歌来启动。所以有一段时间,道热成了村里惟一一个与人见了面就唱歌的人。即兴作词作曲,没有什么固定的形式。不过唱歌有一种欢乐的气氛,而村里人似乎总有些闷闷不乐。这样一来很不协调。何况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穷开心。他们会说。于是,他又开始结巴了。

事情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在于后来道热听到了普通话。一次,出于无聊,道热跟着电视里黑衣白脸的播音员说了一段普通话,大概有三四分钟。当时并没意识到什么,但后来躺在床上,他忽然瞪着眼坐了起来。他仔细回想了刚才学普通话的全过程,竟没有一个有疖疤的地方。他兴奋起来,翻身下床,又打开电视。不幸的是,电视歇台了。他火烧火燎地等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终于发现了一个重大秘密:普通话在他嘴里一点都不结巴!即使有时候不标准,也能把嘴巴骗过。普通话就像一辆国产红旗牌轿车,从他嘴里大模大样地开出来,畅通无阻。他高兴极了。他很庆幸他的嘴巴有如此的上进心。从此,他天天在家里练普通话。在他看来,普通话就像绸子,比其他布料好多了,自然更能让姑娘们喜欢。没多久,他的普通话就说得和播音员一样好听了。但是,怎样才能大大方方地拿出手呢?就好像买了一身新衣服,因为太新,太耀眼,反而不好意思穿出去了,人家会问他在哪里发了洋财,摆谱呢。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从县城的货摊上买来一只小收音机,天天带在身上,一边听收音机一边走路,跟着里面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样,跟人打招呼说话冒出两句普通话就不算什么了。

从此,他就离不开收音机了。不但如此,他还知道了许多国际国内的新闻。知道了收音机里的人是怎么说话。怎样说话得体,不失分寸。他仔细地分析他们说的话,以至后来,只要他们一张嘴,他就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他们说上句,他马上能说出下句了。

昨天,村干部挨家挨户通知,说今天省电视台的记者要来调查采访,叫大家说话留点神。这是现在,要在以前,干部把大家聚拢,用大喇叭一罩,三句两句就完了事。看来,村干部也没有以前权力大了。吃了午饭,大家就三三两两在村头议论开了此事。据说是有人写信到电视台告了状,告乡政府侵吞移民建镇款。其实,这件事早就怨声载道了。乡政府除削减每户应得款项外,还不发现金到群众手里,只让群众到指定的地方拉高价钢筋、水泥、石头、沙子(一包水泥比市场价要高六到八块钱)。不买拉倒。大家一致商定,一定要跟记者说实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怕什么,难道还会罚我吃肥肉、不要我做老百姓吗?大家嘻嘻笑了起来。让谁先说呢,大家想到了道热。他的普通话是那么的标准,那么的好听,可以为村里人争光啊。道热为大家这么看重自己而高兴。他一口答应了下来。

记者进村了,有男有女,穿皮夹克或羽绒服,皮鞋擦得锃亮,各种武器带了一大堆。大家为这样近距离地接近了平日只在电视里才能看到的记者而心跳微微加快。××,那是××!伍平的小女儿杏花朝着一个皮夹克惊喜地叫了起来。那个叫××的人果然回过身来朝杏花笑着摆了摆手。小姑娘眼尖,真是××。不一会,××拿着话筒,还有一个人跟着他提着什么机器,向人群走来。另一个人从一个很长的镜子里朝这边望,像是在照相。道热忽然明白过来,他是在摄影。不知是谁轻轻一推,道热就站在了人群的最前面。

你们这儿,移民建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记者一脸严肃地问他。

嗯,是这样。道热轻轻咳嗽一声,清了清喉咙。记者的话筒已经伸到了嘴边,这情景似曾相识。电视里,每天都有这样的镜头。不同的是,今天镜头对准的是他道热。他郑重其事起来。似乎一下子很成熟或熟练。于是他听到自己的嘴巴用好听的普通话说:移民建镇好,我们老百姓都很拥护,在这方面,乡政府和村里对我们支持很大,急我们之所急,想我们之所想,一砖一瓦都落到了实处,感谢政府,感谢党,我们老百姓早就盼着这一天了,我们好像已经看到了明天的幸福生活……

道热很着急,想让自己的嘴巴停下来,可是它不听他的。它完全背叛了他。它像一匹马,沿着固定的跑道跑下去。他的马越跑越快,而他的脸在自己和乡亲们的注视下越来越红。最后,它像一个气球完全炸开了。

之三

他是警察。一个很普通的警察。如果不穿警服,你肯定看不出来他是警察。扁平的鼻子,小眼,尖下巴,脸上一点威风的影子都没有。倒像是乡下做手工业的人。或者,派他到什么地方卧底最合适。来局里办事的人,当他是门卫,瞧都不瞧他。有一次,电视台来拍他们警察的生活片,镜头还没挨着他的边,便赶忙掉转了头,生怕他破坏了镜头的质量。但一穿上警服,他的鼻子立时长高了,眼睛大而有神,大盖帽在脸上投下铁灰色的影子,像一只雄鹰,神色刚毅,往镜子跟前一站,可谓威风凛凛。走在大街上,穿短裙的姑娘频频回头。因此他爱上了警察这一行。无论天气多热,他都把制服穿得工工整整。

这段时间,很忙。抓赌博,嫖娼,卖淫,贩毒吸毒,贪污受贿,打架斗殴,明杀暗杀,抢劫走私,绑架轮奸。一会儿和旧社会打交道,一会儿和资本主义打交道,好把我们社会主义的大道弄平坦。日晒雨淋,人整个儿瘦了一圈。社会上的坏蛋像是按下了葫芦又起了瓢。但他从不叫苦叫累。他认真完成领导交给他们的任务。处处体现出人民警察的尊严。

现在,他和他的同事们又出发了。这次是去一个偏僻的小镇。发生了一起绑架案。上午,他在院子里做了很久的准备活动。前滚翻,后滚翻,鲤鱼打挺,单脚横扫,子弹上膛,射击。他的心中,充满了缉匪的激情。他们已打听清楚了绑匪的确切住址(具体方法恕不相告)。大家仔细地检查了武器。这伙绑匪穷凶极恶,拥有自制的枪铳,不可掉以轻心。从院子里开出两辆车子。他们一共去了十三个人。还有两个是记者。市电视台的。他们要跟踪采访。现在两个记者就坐在他的旁边。粗长的摄影镜头像男人的阳具一样在车窗里和车窗外伸来伸去。他和它从未离得这样近。他有些受宠若惊,手脚都不太自然了。两个多小时的崎岖山路。车轮把石子踩得噗噗乱飞,像小孩子在射弹弓。但干警们一点也不累。一路上,他们还在反复颠簸着他们的缉匪计划。因为摄影机一直在开着,他们又说了一些豪言壮语。末了他们觉得面部神经绷得太紧,便请求记者把他的阳具收起来。这里又没有×,不知是谁说了一句粗话,他们快活地笑起来。

到了目的地。他们迅速地进入角色。记者早已把他的家伙重新伸了出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绑匪也得到了他们要来的消息。他们早已占据了有利地形,用自制的枪铳在土墙上、窗子里严阵以待。干警们处在被动位置。双方对峙着。只要他们一动作,绑匪们的子弹便会毫不留情地射出来。空气凝滞了。他的额上冒了汗。太阳穴像一只马达,在突突地跳着。按照一般情况,他们应该和绑匪们周旋,把车子开到一个隐蔽的地方,下车,迅速分散,再向目的地有力地聚拢。凭着他们的专业技术,那几个绑匪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但现在,记者的摄影镜头在看着他们,或者说,在很威严地扫视他。那里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有些像群众,又有些像领导。他可不想让它嘲笑或批评。他回头看了看队长,见队长也很犹豫。要知道,电视台早已作了节目预告,全市的电视观众正在眼巴巴地等着他们的凯旋,等着看他们的英雄虎胆和矫健的身姿。不知为什么,他一下子冲动起来。他不等队长下命令,掏出枪就冲出了车外。难道一定要等队长下命令吗?有时候,沉默就是无声的命令。作为一个警察,他深知这一点。他朝那个他早已看准的绑匪头子举枪。但是,还没等他扣动扳机,对方的枪就已经响了。从声音判断,至少有五支。有几发子弹,打在了他的防弹背心上,漾起了小漩涡。不可避免地,终于还是有两颗子弹,打在了他的头上。他倒了下去。成为血泊。记者后来煽情地解说道,那团血泊极像一幅地图,一幅中国地图。

其他干警趁机向绑匪猛攻,很快,取得了胜利。

当天晚上,市民们便在电视上看到了一次关于缉拿绑匪的、最详尽最真切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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